在监委人员向老板一方明确提出退款要求的情况下，先务必弄清“因何退款”。监委也有义务告知老板退款具体涉嫌的罪名或者退款理由。一、帮领导保管的贿赂，或领导案发前退回的贿赂老板与领导同时移送审查起诉的概率极低。对于老板来说，“交钱就平安”预期性极高。相反，不交钱想平安难度较大。
例如，领导身边的老板帮助领导保管了领导贿赂，或者自己承诺送给领导的钱款还没有实际交付，亦或者领导听到“风声”将此前送的财物退回。如果上述情形客观存在，被监委告知退款后没有退还，很可能会被按照“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”“洗钱罪”“行贿罪”“单位行贿罪”这几个常见罪名移送公安机关（洗钱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）侦办或者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即所谓的法办。二、充当掮客请托领导办事，自己单独或与领导共同收钱的情况
这类老板往往与领导关系十分密切，是领导身边的“钱袋子”，涉嫌的也往往是更加严重的利用影响力受贿、共同受贿或共同贪污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留置后被移送的概率远高于第一种情况。尤其是领导并没有参与收款，老板单独收钱的情形。共同受贿、共同贪污，虽然也有相当高概率被移送法办，仍有不被移送的较大可能性。对于这类案件来说，监委人员往往会称“给钱就不移送”。实际上，监委领导是否开会并审批不得而知。但提前退款毕竟在此时仍是很重要的不被移送司法的重要“加分项”，值得一试。对于单独收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件，移送法办的概率高。当数额十分巨大，例如超过三百万，是否筹款，尤其是举债退赔，还需要三思后行。此时退赔与移送审查起诉后退赔的区别不大，但起码移送审查起诉后能通过会见、阅卷站在更全面的视角审时度势。
三、通过领导帮忙拿项目等方式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的退赔
行贿老板不移送司法是常态。但当前及以后一段时间，“罪可免，钱得交”仍是常态。新常态是除了要交出行受贿款外，还需要交出因领导帮助所获的“不正当利益”。但专案组人员有限，老板们到底通过项目挣到多少钱，往往并不明确。很多情况下，只有老板们自行组织审计才能弄清是亏是赚及具体金额。围绕领导展开专案，不可能把老板们在每一个项目挣了多少摸清。近期，各地开始流行一种“拍脑袋”追行贿不正当利益的做法。有的监委工作人员一直让行贿人自己写，但每写一次都不“达标”，都被“嫌低”；有的监委工作人员直接开出一个巨大无比的数额，要求老板上交。面对监委人员的上述行为，老板们有的还没等案件结束就“跳脚”控告；有的默默分文不改“奉上”，只当花钱买平安吃个哑巴亏。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方法，尤其是第一种，很不可取。移送不移送这件事，掌握在监委手上，一旦被移送，定罪是大概率。轻则缓刑、实报实销，重则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既要追回谋取的不正当利益，还要被判处罚金。无论向本级监委告，还是向上级监委告，甚至告到党中央，最后还是在案件没有结束前会转办到办案人员手上。面对一直告自己的老板，对方还会“有话好好说”的概率显著降低。甚至为了自证自身依法履职，直接移送司法让法院决断。这类老板可谓一时的情绪换来长久且全面的恶害，得不偿失。更合理的方法，是建立在充分理解监委工作人员为何如此基础上，克制柔和且拿着客观证据自证的沟通。如前所述，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查清老板们到底挣了多少钱，又怕老板们“耍滑头”，藏着掖着“缺斤短两”。对他们而言，此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先漫天要价，如果老板们马上乖乖给钱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“要少了”。就好比商家开价后，顾客一讲价，商家马上同意的心理模式是一样的。如果监委人员“开价”过高，老板们往往自己是有充分证据自证的。完全可以拿着当时形成的财务凭证请审计人员算账。可以拿着账簿和第三方审计结论与监委对账。面对客观证据，监委往往还是可以接受结论范围的谋利数额。当然，前提是这个账得能拿得出来。对于没账或者见不得光的账，这就是“走夜路”的超高代价，多说无益，买单离场。
丁慧敏律师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学士、清华大学法学硕士、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。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论坛学术委员，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毕业论文评审专家、课外指导老师，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刑事风险防控中心特邀研究员，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法学专业研究生校外兼职导师、湖北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。协助张明楷教授整理法学畅销书《刑法的私塾》；在《环球法律评论》《现代法学》《政治与法律》《人民法院报》《人民检察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；曾办理厅局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五十余起，多起案件取得了数额核减、量刑远低于量刑建议的辩护效果；办理内幕交易、集资诈骗、合同诈骗、非法经营、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非公受贿等多起案件，取得了无罪、罪轻等辩护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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